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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收藏,不僅是個人為興趣而做出的行為,更是一種能影響社會的做法。為什么說收藏家最值得尊重,他們在歷史上扮演著獨特的角色,使文明和文化得到保護和傳承。


張伯駒賣園護寶

 隋展子虔《游春圖》

1948年,大收藏家張伯駒先生為了避免國寶《游春圖》流向海外,賣掉了心愛宅邸園林——似園,最終以220兩黃金的高價買下《游春圖》,并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將其捐獻給國家。當時,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準備給一些報酬,張伯駒堅定地回絕了,他說:“東西在我的手里,就是在國家的手里,我怎么能和國家分你我,一定上交國家,無償捐獻!”張伯駒先生為保護文物,防止珍貴的文物外流付出了畢生的心血,使一大批珍貴的書畫幸免于難。

晉陸機《平復帖》

張伯駒先生所收藏的珍貴書畫,最后全部歸于國家。1956年,他將所藏的8件國寶級的書畫,捐給了文化部。這8件珍寶是:晉陸機《平復帖》、唐杜牧《張好好詩》、宋范仲淹《道服贊》、宋蔡襄《自書詩冊》、宋黃庭堅《諸上座帖》、宋吳琚《雜書詩帖》、元趙孟頫《章草千字文》以及元俞和楷書帖;在這之后不久,張伯駒先生又將宋楊婕妤《百花圖》、宋趙伯嘯《仙嶠白云圖》、元趙孟頫《篆書千字文》、唐人寫經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等一大批書畫,捐獻給吉林省博物館。張伯駒夫婦捐獻給國家的書畫多達27種,均是罕見的稀世之寶。

眾藏家為國捐寶
徐熙《雪竹圖》

另一位大收藏家錢鏡塘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后的30余年中,先后10多次將所藏物品捐贈給國家,數量達3900余件之多。徐熙、董源、范寬、唐寅、沈石田、王石谷、趙之謙、金圣嘆、任伯年、虛谷、吳昌碩……中國書畫史上眾多名家的名品,都在其列。已被上海博物館、浙江省博物館所藏的五代徐熙的《雪竹圖》、五代董源的《山水圖》、宋代范寬的《晚景圖》、清代王石谷的《陳元龍竹嶼垂釣圖》等,都是稀世之寶,撼世之作。

董源《山水圖》

將心愛的藏品捐獻給國家的的收藏家不止上述兩位,朱文鈞,也是我國著名的收藏家。1953年,朱文鈞夫婦囑咐其子朱家溍,將其畢生心血706種碑拓全數捐獻給國家。這些碑拓從東周的石鼓文以下,包括了以后歷代的法帖在內,多是宋、元、明、清的拓本,字跡清晰,均是碑拓中的上品。在此以后,又將2萬多冊善本圖書捐獻給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,將全部書畫捐獻給浙江省博物館,將全部明清家具捐獻給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。

范寬《晚景圖》

華僑收藏家周銳在慶祝他旅居美國舊金山60周年之際,把他珍藏的10件古瓷器捐獻給上海博物館。以制作和收藏紫砂壺而聞名海內外的許四海,其收藏品中有一把清代制壺名師邵大亨的杰作“大亨壺”。一位外國人欲出7萬美元購買。許四海卻婉言笑道:“這是中國人的寶貝,我收藏它并不是為了出售,你就是出100萬美元我也不會動心。”

也許在在惟利是圖的人看來,這幾位大收藏家都是一些不識財務的大傻子,哪有手握價值連城的珍寶,不待價而沽、轉手謀利卻無償地捐出去的道理。這恰恰說明了收藏家與大多數普通收藏者的根本區別在于:前者是“藏物”,后者是“藏錢”。對于以上幾位收藏家來說錢并不重要,個人的得益也不重要,重要的是如何對藏品有利,怎樣才能讓那些珍貴的文化化遺產發揚光大,正如張伯駒曾在《叢碧書畫錄序》中所寫的:

“予生逢離亂,恨少讀書。三十以后,嗜書畫成癖,見名跡巨制,雖節用舉債,猶事收蓄。人或有訾笑焉,不悔。”“予之煙云過眼,所獲已多。故予所蓄,不必終予身為予有。但使永存吾上,世傳有緒,則是予所愿也!”在這短短數語之中,張伯駒先生明確地表示,他收藏書畫的目的,是使這些珍品永遠保存在國內,防止流失到海外,世世代代傳流下去,供后人鑒賞。至于他個人,只不過是煙云過眼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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